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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月16日，石家庄市栾城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调研邢广利摄/本刊 　　◇如果把经济运行比作发动机在工作，总量调控相当于在调节发动机的油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有显著不同，优势更加明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对4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从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和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改革理论。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把经济运行比作发动机在工作，总量调控相当于在调节发动机的油门，油门大小影响发动机运行速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发动机内在构造进行调整，是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因此，在切入点上，强调从供给侧下手，通过激活市场主体（企业组织供给）、优化要素配置（要素供给）、降低营商成本（成本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制度供给）、增强创新动能（创新供给）等措施，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内涵，系统审视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40年经济改革发展的主线，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主线 　　 　　与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地开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里暂举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培育新市场主体，消解短缺经济。计划经济之所以成为短缺经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正面向市场需求开展生产经营的经济组织存在严重不足。为此，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注重从根子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逐步放开私人创业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三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代表新兴生产力的上市公司。四是引进外资。正是在这些经济组织的参与下，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很快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生产出了越来越多、适销对路的产品，也衍生出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短缺现象逐步消弭，中国经济自此走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减轻政策性负担。计划经济下的国企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先后对国企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改革，这一制度层面的供给在推进国企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受计划体制影响，国企普遍存在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大量呆坏账、资本金不足等问题，到上世纪90年代末，逐步陷入困境。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了几条降成本的措施：一是对部分国企员工实行下岗再就业，帮企业减少了万员工，为企业降成本。二是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通过剥离社会事业，帮企业至少卸掉了几千亿元的成本。三是核销坏账和债转股，总共核销了将近亿元的坏账，实施了将近亿元的债转股。这些措施大幅减轻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重要前提。 　　 　　实施价格“双轨制”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年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化定价机制是个空白，计划价格严重偏低，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若一下子放开，则必然会引发显性通货膨胀。对此，当时的决策者采取了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市场调节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尽管双轨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不少弊端，但客观上产生了多重刺激效果：一是刺激了工业生产，有利于搞活企业。二是随着供需逐步平衡，一些计划外的高价逐步稳定下降，与计划内产品的国家定价趋近，双轨最终并为一轨；三是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成长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典案例。 　　 　　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撬动经济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8平方米（年），是年的2倍多，但福利分房仍处于主导地位。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稳定经济增长，国务院决定从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市场化，将人们的住房需求释放出来，中国GDP重新回到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这项改革还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年的30.40%增加到年的46.59%，十年间增加了1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将近2.4亿人，为做大做强城市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宏观经济增长问题的典型案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行为的规范、市场作用的发挥都要经历一个发育成熟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也伴随着极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下三项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一是各地涌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通过实行境内关外的零关税政策，成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二是从沿海到内地设立了几百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些地方的税收优惠力度很大，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远低于80年代初5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三是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们的市场经济规则与国际接轨。这些措施，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十分重要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典案例。 　　 　　以上列举的五条，是当时的决策者们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从供给侧着手、致力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的重大举措。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加起来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精彩画卷，是推动中国经济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体制转型、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主线。 　　 　　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以往有什么不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改革新思想。与十八大以前的改革相比较，十八大以后的改革至少有五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3%；～年，GDP年均增长6.85%。未来中国经济保持5%～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将成为常态。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于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年达到52.2%；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年的50%提高到年的76.2%。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下功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的这种新常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即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不同表述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在于二者都点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同点在于：对以前的主要矛盾，解决之道在于激活供给侧、提高社会生产的水平和数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解决之道则在于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三是体制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自年至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历了积极探索、初步建成、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推动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短缺低效的计划经济向分散决策、丰裕高效的市场经济转型。而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改革全面深化，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体制机制。与前一阶段相比较，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特点是敢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其面临的难度更大、遇到的阻力更大，类似过去那种“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机会要少很多。 　　 　　四是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先后经历了美苏冷战、苏东剧变、加入WTO、国际金融危机等国际环境重大变化的考验，总体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融入和参与。中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有限的参与者，与美国是“战略合作伙伴”。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于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嬗变：逐步由过去的“因变量”演变为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也发生了新变化：美国在将我国由过去的“战略合作伙伴”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力图通过贸易战、科技脱钩等手段搅动世界经贸格局、主导经贸规则制定。这也对新时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五是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在年前后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例，在中国，年的手机网民第一次超过了PC网民，中国由PC时代进入了消费互联网时代。在德国，年提出了“工业4.0”计划，意图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实现智能制造。如今，以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塑造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新经济形态。不仅信息技术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如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都在发生革命性颠覆，有人甚至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与十八大前的改革相比较，十八大后的改革面临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和新的全球科技竞争格局。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在内涵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成：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供给侧是问题导向，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即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各有用处，共同形成一个体系。 　　 　　首先，与西方供给学派只从供给侧施策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从供给侧发力的同时，还配合精准有效的需求侧管理。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似乎不灵了。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管理不同，供给学派认为过高的税收会扭曲人们从事劳动和投资的激励（即所谓的“拉弗曲线”），应大幅减税来鼓励生产和就业，增加总供给，进而实现宏观层面抑制通货膨胀、降低财政赤字的效果。与供给学派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发力供给侧的同时，还配合以精准有效的需求管理。如通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精准脱贫、完善消费环境等举措，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确保财政支出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大力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在扩大进口的同时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事实证明，这是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有效办法。 　　 　　其次，与供给学派只强调市场机制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共同发力。 　　 　　在供给学派眼里，政府管制、社会福利支出过大是造成滞胀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减税的同时还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供给学派依据萨伊定理，认为微观效率改进会增加供给，而供给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最终会传递到消费需求。这种将微观行为简单加总后推理出宏观效果、总量效果的逻辑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将市场“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市场加快出清，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制定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要求。 　　 　　最后，与供给学派只强调私有化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供给学派基于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效率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在政策上体现为私有化，力图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进而达到宏观上刺激增长的效果。这突出表现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推动的私有化改革。与供给学派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经济运行机制所进行的系统性调节。换言之，我们不是要搞私有化，而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强调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壮大发展公有制经济，强调建立健全国有资本形态转换机制，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平台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两个毫不动摇实际上让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比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有利于破除阻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对接匹配的体制性障碍，进而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 　　 　　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十八大前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有：创新动能不强、发展方式粗放、三大结构性失衡、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这不仅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努力方向。正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在五个重要领域实现了基础性、制度性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十八大以来，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党中央、国务院适时作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各级政府持续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动力。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与此同时，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各界创新潜能持续释放。其中，关于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自主权，改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成为率先突破的重点。通过深化改革，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科技金融创新、军民深度融合、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也取得了一批制度性成果，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多层次、宽领域、可持续的创新要素供给，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党中央十分注重从整体上、战略上、制度上推进城乡、区域和产业等方面协调发展。一是培育新动力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十三五”期间，推动多达2亿的农民进城落户。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年的17.89%到年的59.58%，目前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预计到年将超过6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超过50%。二是实施一些区域性国家战略，培育新增长极，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先后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上升为国家战略，培育一批城市群都市圈。三是注重产业协调，遏制脱实向虚倾向，积极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有效遏制了投机炒房现象；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制定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有序整治各类金融乱象。这些改革措施都是管长远、管基础的，足以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一是加快推进FTA谈判和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中国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有力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与此同时，我国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布局，目前已经形成了18个自贸试验区、1个自由贸易港的对外开放高地。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走出去”成效显著。截至年底，中国已累计同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中国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成果超出了预期。三是以扩大开放为重点，“引进来”上了新台阶。比如，在北京试点服务业全面开放，在天津等15个省市（区域）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外商投资由审批制转向负面清单管理，限制性措施削减三分之二；成功举办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这几方面的措施，实际上正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通型开放向规制、标准、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影响深远。 　　 　　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确定了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思路。此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深入贯彻，强力纠正了长期以来重增长轻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做法，有效维护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近几年城市环境整治成效显著：一是蓝天。目前在监测的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比例已由年的21.6%跃增至年的35.8%。二是碧水。截止到年底，36个重点城市个黑臭水体中，个消除或基本消除黑臭，消除比例达95%。三是增绿。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37.9%，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1平方米，新增国家森林城市29个，全国国家森林城市达个。四是降耗。年，能源消耗方面，中国清洁能源的比重已由年的18%提高到了年的22.1%，万元GDP能耗连续多年以3～5个百分点的速度环比下降。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倒逼我国产业由高能耗高污染向低碳循环绿色转变，加快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绿色产业体系。 　　 　　加快形成共享发展的新格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这些年来，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即将于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城市，对贫困人群和低收入家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了公租房、安居房以及经济适用房，开展棚户区改造等。到年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万套，约2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此外，十八大以来，中国还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着公共卫生政策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随着“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以及药品采购和诊疗服务收费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不断下沉，医疗卫生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上述这些措施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之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对4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我们应继续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新的更大的改革成效奏响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最强音。